晌午，天阔云舒，日头正毒。

“咚——叮——”

在近乎垂直的岩崖壁上，施光海以瘦削却稳健的身姿正进行着地质勘探工作——左手扣住崖岩缝隙保持平衡，右手则握紧地质锤敲击岩体，直到成功获取所需的岩石样本。

就在他即将完成取样时，一块碎石突然从岩崖上方坠落击中了他的头盔，“咚”的一声闷响，头盔下的后脑登时肿起。当时他只是隔着头盔，碰了碰，便继续着敲击的动作。

在施光海的学生们看来，他就如同一块历经风吹雨打的岩石，默默扎根于地质科学领域，用最朴素的方式，回答着最耀眼的问题——宝石学研究。

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物馆10层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施光海，彼时，他刚刚结束辽宁矿区的野外考察。在办公室一角的地上，放置着“地质三宝”——地质锤、罗盘、放大镜。除了办公用品，几大箱叠放起来的岩石标本最为醒目。

灰白的头发、儒雅的谈吐配上沉静的气质，让人很难相信眼前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教授一年有几个月的时间都在野外进行科考。

在施光海眼中，与地质学的缘起则是个“注定的巧合”。“小时候，其实从没想过会成为一名地质学者，直到考上地质矿产勘探专业，才开始真正和地学结缘。”

不过科研工作者的爱国主义，如此务实而具体。“哪个学科、专业国家招收，都是国家有需要的。最主要还是实事求是地学点本事，学好本领了就可以干事情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探究一块石头的细枝末节，无疑是烦琐枯燥的。于施光海而言，研究过程更像是一场承载文明、穿越时空、跨越世纪的生命对话。“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是写在书籍里，那么地球的历史则是写在了石头里，藏进了厚厚的岩层中。46亿年地球历史沧海桑田，38亿年生命演化漫漫征程，这些石头是会‘说话’的。”

“宝石包裹体大致可以理解为宝石内部特征或宝石内含物，绝大多数属于微米级。别看它小，其间大有学问。”施光海不疾不徐地介绍，“一些包裹体的重要发现甚至可以改变人们对某一学科方向或某一地区地质的根本认识。”

“实际上宝石研究这项工作并不像大众想象中‘珠光宝气’，宝石属于特殊的矿藏资源，宝石研究是地质学领域内的一个延伸。”施光海说，一般来说，待发掘的宝石矿藏资源通常在欠发达地区且高海拔、高纬度、地理条件恶劣的山脉周围。

野外工作是开展地质科学研究的基础，而找到一个好矿，时间跨度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年。“20多年来，我跑过的矿差不多有一百来个，新疆、西藏还有东南亚、非洲、南美洲等地，国内外的矿很多我都去过。”

做地质研究和野外科考，势必要面对一些危险状况。“既然选择了（这一行），我不谈苦累。戈壁望星穹，天山赏积雪，登珠峰，亦有‘一览众山小’的豪迈……能看到大自然的神奇美景，还有成功采集到石样标本的满足感，我觉得这更像一份奖励。”

至于考察天山玛纳斯碧玉矿时被迫弃车蹚河、在西藏新发现玉矿点发生严重高原反应的经历，在施光海口中都说得云淡风轻，“小事儿”。

山川明志，大地铸魂。行走在茫茫戈壁，探寻于崇山峻岭，从青年时的意气风发，到如今的两鬓斑白，施光海20多年如一日“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物馆，是地大的“宝藏之地”，也是历代学者、校友共同铸造的地质“梦工厂”。

1952年，最初名为北京地质学院博物馆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物馆在一片百废待兴中奠基。而今，馆内地质标本系统全面，标本总量达到55000余件，其中公开展出4000余件。

“除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清华大学地质系、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地质系、唐山铁道学院地质科几代地质学者在各种艰苦的野外环境下采集的矿石，地大校友、国际友人馈赠学校的标本都好好地收藏在博物馆内。”施光海说，作为教育机构的高校博物馆，其藏品通常与其拥有的学科和相关学术研究密切结合，同时又服务于教学教育和科研。

“这块重约百公斤的铁陨石，是1956年建校初期，当时的学生去野外作业时在广西发现带回的。还有这块奥陶纪灰岩，是在地质大学登山队校友王富洲带领下，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后，在极其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艰难带回的石样。”施光海边走边细致地向记者介绍着，每一件展品，他几乎都了然于心。

在亿万年岁月的藏品面前，七秩余馆龄恍若一瞬。施光海说，作为馆长，他想展出的不只是具有科普价值的藏品，还有一代又一代地质学者的情怀和初心，以及在百年沧桑中积淀的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科学精神。

近年来，随着文旅消费“旺起来”，传统文化“潮起来”，打卡博物馆成为假期“顶流”，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和观览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经历了博物馆从“冷”到“热”的发展历程，欣喜之余，施光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每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大学，一流大学要建设一流的博物馆。那么如何续写好“校外课堂”的“后半篇文章”？

“我始终认为，依托高校人才、学科、科研的优势力量，高校博物馆通常具有更加专业、特色、系统、全面的特点，不仅能挖掘历史文化的深度，还可以普及公众教育的广度，是科学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

博物馆这所“大学校”里，若参观者是学生，那馆员应该就是教师，建议建立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文博人才培养机制；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的作用，加强与各国博物馆之间的合作，打通文化互通渠道，建立民间的合作机制……一件件务实高质的提案，不仅是施光海立足博物馆行业发展的深刻思考，也是他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海淀区政协委员的“履职实录”。

2020年，“博物馆之城”建设在北京展开，高校博物馆的建设和对外传播也成为施光海持续关注的履职发力点。

“截至2020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57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达1224家。”这一串数字，施光海如数家珍，“这与国家发展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但是整体而言，在我国博物馆体系中，新建的高校博物馆普遍体量偏小，出于经费、管理等各方面的平衡和考量，高校博物馆真正做到面向公众开放的、开放程度高的却并不多。”

如何让“沉睡”的高校博物馆“活”起来？史家胡同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粮食博物馆……参观走访了多家博物馆后，施光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立足挖掘馆藏的独特性，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去包装，以时代视角和前沿的技术手段去呈现。

“做科研要专注事实，反复论证，履职尽责同样如此。”施光海说。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施光海对《论语·述而》中的这句古语理解颇深。他对记者反复强调，平日的学术研究“接地气”，委员的提案建议也要“脚踏实地”，经得起“时间考验”，用做科研的精神来履职。

天地之大，躬行者无疆。

 来源：人民政协网